民族学考研慕寿祺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实践_甘肃_地方…(民族学考研分数线)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慕寿祺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实践
慕氏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实践
中国的外债始于晚清[45]，而到北洋政府时期更是以举借外债作为维持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有学者统计，北洋政府在统治旧中国的16年中，举借外债645笔，债务总额达15.7亿银元[46]。由于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中，因此，举借外债时往往以关税作为抵押或以出卖利权为代价签订不平等的合同、章程而收场。而这些合同、章程属于不平等条约的附属物[47]。自清末开始，随着国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自由民主诉求的不断高涨，国人就发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权的呼吁。民国以降关于废约、收回利权的呼吁更是成为时代的强音，甚至在甘肃西宁(此时青海尚未建省)这样消息闭塞的边陲之地，这一呼吁也经过多年的持续发酵和五四运动的催化，在1919年7月出现了大南门内的高等小学堂和蒙番学校的学生在部分教员的参与下一起走出课堂，手执五色纸旗，上写“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誓死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在大十字、小十字和东关等处沿街游行宣讲的活动[48]。慕寿祺作为早年曾考察东南学务、接受过新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其反帝爱国的主张更是鲜明。就财政问题他“向以开源节流能自竖立为宗旨，从不主张借债租押之说”[49]，对官吏在无正当用途的情况下，为区区私利出卖地方税收和利权而举借国债的行为深为痛恨，他在书中曾写道“泰西诸国亦各有国债，皆为正当用途。埃及之负债也，以兴工艺、通运河。是商人之借本营业，犹有获利之望。近以英国之富犹借债于美利坚，其他更可知矣。甘肃借债始于左宗棠，盖光绪初办新疆军务，息借俄款，有阜康号转借。借亦即还，于主权无损也。现在甘肃无事，世有小桃源之称……况借债又无正当用途，而官吏之射利耽膴者、顽顿无耻、謑诟无节者希求分肥，为区区回扣，举全省厘金做押或包办甘肃铁路、玉门煤油、沿河沙金，比国(即比利时)之欲无穷”[50]，后患自也是无穷。基于以上考虑，在民国以降，反帝废约呼声高涨的时势下，他顺应时代潮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阻止了甘肃都督赵维熙以出卖当地税收、利权为代价举借外债的卖国行为。
1912年2月24日甘肃临时省议会成立，慕寿祺当选议员。1912年8月提督马安良在议长李镜清被刺后，重组议会，慕寿祺任临时议会副议长。1912年8月，比利时矿务师贺尔慈致函甘肃都督，可以代表比利时政府借款自二十万至数百万。但以甘肃公家全省厘金作押、许可华洋夥办甘肃金铜厂，包办甘肃铁路、玉门石油及包办或与甘肃公家伙办甘肃砂金厂等四条作为条件。都督赵维熙以甘肃财政匮乏，实业停办，需借款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振兴实业为由，同意并提交借款案于临时议会，包括慕寿祺在内的所有议员否决了借款案[51]。
至1913年2月，都督赵维熙贪图私利，趁新年议员多半回籍，省议会闭会之际，又往事重提，与贺尔慈私立借款草约。比利时政府借甘肃政府洋100万元，甘肃政府以黄河沿岸麸金抵押，由西宁碾伯县起至宁夏石嘴山止，长一千六百余里。慕寿祺获悉消息，即以个人名义致函赵维熙：“自晚清以矿藏为抵押向外国借款以来，‘一入条约，而某省之矿断送他国矣；或被人勾引，一给字据，而某县之矿多属洋商矣’；‘或以开为守、保我利权而无形之损失莫可挽回矣’，并据前清《工商部定章》规定：凡洋商包办矿产或合资开采，必须绘图贴说，审慎周详，呈由外务部核准，方许试办，外省不得私立合同。”[52]经再三质问，赵维熙畏于时势，也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好作罢。借款草约最终被否决，国家主权也得以维护。慕氏在甘肃“自国体变更后，诸事仍旧共和其名而专制其实”[53]，地方封建势力依然顽固、更在有民主人士李镜清惨遭封建顽固势力杀害的前车之鉴下，仍敢于直言，与地方当政者出卖主权的行为做斗争，实属难能可贵。
五、结 语
20世纪前半叶，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边疆危机不断深化，统一多民族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一大批有爱国心的正直学者迫于边疆危机、民族危机的严重，纷纷著专文或以考察行纪的形式进行边疆问题的研究，以图救亡。慕寿祺也如时人所言：“激于时，论发愤，著《甘宁青史略》。”[54]作者当时写作的初衷也在于“留心西北者藉以参考”[55]，该书可以说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应时之作。他在《甘宁青史略》中对西北边疆问题的认识同样表达了爱国知识分子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呼吁民族平等、团结，共御外侮的时代精神。
此外，虽偏居一隅，慕氏关心时政，周览名山大川又曾南下考察东南部地区学务，于世界局势、国家时局有敏锐的感知。又作为生于斯，长于斯，亲身经历其境的甘肃地方人士，积累了大量有关边疆的实践资料，对于地方上各种情势颇能洞悉，诸如帝国主义侵略触角的伸入、边疆问题的日益复杂、地方上民族问题的症结所在等能够看得真切、体会得更深。因此，慕氏在上文中基于甘宁青地方实际来谈对西北边疆危机的认识以及如何应对的思考，是结合了史实，有感而发的，读来更加切实可信。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其中也有言过其实或有失偏颇的地方，如上文言“青海具有大农国之资质”，又借《尚书·仲虺之诰》中的“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一词来形容近今之帝国主义。虽能达意，但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来表述帝国主义实在欠妥，有为了引经据典，而牵强附会之感。甚至在上文中表述帝国主义觊觎甘宁青地区，给多民族统一国家带来的威胁时，与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王朝的冲击相类比，具有明显用“夷夏之辨”来解释现实边疆问题的痕迹，具有狭隘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时代的局限以及因慕氏传统儒生背景出身，又在强烈的民族危机冲击下，尚没有机会系统接受正确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前提下，个人认知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出现部分错误的认识也在所难免，不能苛求古人太多。
最后，慕氏对西北边疆危机的认识和思考并不仅仅止于笔端，思考之余又能付诸行动，正如时人言他，“坐而言亦可起而行，视纸上空谈者真有天壤之别”[56]。在风雨如晦
的年代，基于爱国热忱，他不顾自身安危与甘肃都督赵维熙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地方税收、破坏国家主权的行为做斗争，实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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