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作为“人类学马克思”的建构者_研究_恩格斯_思想(民族学考研学什么)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作为“人类学马克思”的建构者

作为“人类学马克思”的建构者

克拉德对“人类学马克思”的建构，得益于对马克思晚年研究工作的“考古式发掘”。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这项工作首先在保存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稿及藏书的德国展开，进而被完成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最终被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两个马克思”对立的方式引向极端。

就德国的情况而言，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倍倍尔(august bebel)和梅林(franz mehring)是关键性人物。其中，伯恩施坦、倍倍尔是恩格斯钦定的遗嘱继承人，而梅林是第一部涵盖马克思完整生平的《马克思传》作者。此时，他们并未揭示马克思晚年研究工作的具体细节，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慢性死亡”判定，代表了马克思逝世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期间，思想界对晚年马

克思的普遍认知。

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转折，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系统发掘与整理。时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的梁赞诺夫(david ryazanov)，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便从西欧大量拷贝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复制件。1923年，他在莫斯科社会主义科学院所作的文献收集报告，最早提到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工作。他说：“即便当他大约在1881-82年间已经部分丧失了独立的思想创造力时，他也没有失去继续从事研究的能力……他在1878年开始研究摩尔根的书。马克思在98页密密麻麻写满的手稿上(他以惯用的速记方式，在每页纸上至少记述了2-3页书的内容)完成了一份详细的摘录……考虑到这些摘录的特殊价值，我破例对摩尔根著作的摘录以及卢伯克和梅因的两本书进行了照相复制。通过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可以看到，直到70年代后半期他还深入研究了封建主义和地产的历史。”(10)这里，梁赞诺夫强调的重点并不是马克思人类学著作摘录的思想内涵，而是指出发掘这组摘录笔记有利于更丰富和完善地了解马克思生平事业和伟大精神。

将近半个世纪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苏联科学院院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费多谢耶夫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以历史研究为主题，将马克思晚年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与世界历史编年摘录、农村公社、俄国革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等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评介，认为“马克思认为重要的是通过了解历史科学的最新成就，来加深和发展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观点”(11)。至此，克拉德建构“人类学马克思”所针对的东方社会背景，或力求与之划清界限的东方解释模式就浮出水面了(12)。

问题的另一极呈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困境之中。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与连续性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便对马克思本人与肇始于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明确划界。这一思路从20世纪20年代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开始，60年代之后进一步演变为“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断裂。对此，克拉德一方面指认不论是人本主义还是科学主义思潮都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片面解释，另一方面以人类学在19世纪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并发展为一门经验科学的历程为基础，认为马克思“看到了这些变化，并且亲身参加进去，从而他自己的著作也经过了从哲学的人类学到经验的人类学的同样转变”(13)。

通过上述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走过的不同道路及其各自困境可以发现，克拉德对“人类学马克思”的建构蕴含了三重理论抱负。第一，从第二国际以降的苏俄马克思主义整体中，剥离一个更真实的马克思，具体辨析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差别，“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任务，因为这个问题已被从不同方面弄得模糊不清”(14)。第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两个马克思”撕裂的僵局中，还原一个更完整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并非自己反对自己，而是体现为思想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有间断性，或是以连续性为主导的思想间断。克拉德明确指认，马克思“与哲学人类学和经验人类学的关系，成为关于他的思想是否前后连续一贯的争论的一部分”(15)。第三，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为切入点，建构一个人类学的马克思，克拉德试图将以前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青年马克思”研究，以及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成熟马克思”研究，推向以人类学为切入点的“晚年马克思”研究。因为“人类学马克思”既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的论点的补充，同时又是对他在1843-1845年期间所持立场的发展”(16)。这即是说，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与哲学人类学一脉相承，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与经验人类学内在相通。

在具体分析马克思人类学思想历程的过程中，克拉德按照马克思思想进程与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对应关系区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哲学人类学阶段，主要指1840年代以前德国的哲学人类学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德国的哲学人类学发端于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充分展开于黑格尔哲学及其后学。在马克思的大学时期，这种思潮一方面蕴藏在法学和哲学的相关课程之中，而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另一方面鲜明地体现在以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和甘斯(eduard gans)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和自然法学派的争论之中。关于这两种对立思想，马克思后来在1842年发表的《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中明确表达了对历史主义法学的批评。同时，他还与柏林大学的自然哲学家斯特芬斯(hendrick steffens)一起研究人类学。克拉德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早年习得了哲学人类学视域，才导致他后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接纳了黑格尔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析框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人从自然界和社会中异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反对费尔巴哈对抽象的人的本质的论述，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张物质劳动生产出各种社会关系和人类自身。总之，哲学人类学不仅能够贯通马克思早年所受的法学和哲学双重背景，而且可以通向马克思以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为中介的思想革命。

第二，哲学人类学向经验人类学的转变阶段，主要指1850-1860年代海外殖民和民族志调查引发的经验科学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克拉德一方面认为此阶段是经验人类学和科学民族志的孕育和形成时期，另一方面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研究中有关公有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原始公社等涉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是史前社会的分析，与其同时代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有明显的相互参照。例如，格·路·毛勒的《马尔克、庄园、村落、城市制度和公共权力历史导论》(1854年)、《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德国赋役庄园、农民庄园和庄园制度史》(1862—1863年)、《德国村落制度史》(1865—1866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物种起源》(1859年)，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的《历史上的人》(1860年)，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原始文化》(1871年)等著作，不仅构成了马克思阅读和评论的对象，而且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研究中扮演着理论参与或支柱的作用。基于上述发现，克拉德认为，尽管19世纪中叶的经验人类学尚未成型，马克思对其的关注也不可能系统，但是马克思“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成熟时期的著作中的有利论点，应该根据他在此之前和之后所写的东西来加以理解。如果考虑到这些论点在民族学领域的延伸，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它们”(17)。事实上，他在这里暗示了《资本论》与人类学研究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

第三，经验人类学阶段，主要是1870年代以后文化人类学著作的集中涌现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伴随着进化论学说和民族志观察的系统发展，梅恩的《古代法》(1861年)和《古代法制史讲演录》(1875年)、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科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1879年)、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1880年)等著作相继发表。马克思从科瓦列夫斯基的著作中了解到原始公社与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关联，从摩尔根的著作中了解到史前社会的制度基础及其向现代社会的进化模式，从梅恩的著作中了解到国家、社会与法律体系，从菲尔的著作中了解到东方村社的一般模型，从拉伯克的著作中了解到原始宗教的基本情况。进而，他对摩尔根的学说稍加改造并作为批判其他思想家的理论基础。按照克拉德的理解，将这些笔记编辑组合在一起可以看出，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具有三条明晰的思想脉络：其一，与青年和中年的人类学视角一脉相承；其二，与《资本论》的议题内在关联或相互参照；第三，与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求的人类历史发展图景直接呼应。

综上所述，“人类学马克思”的理论建构不仅与马克思晚年的研究工作和一生思想历程中的人类学因素直接关联，而且在更广的意义上指向对马克思思想的来源、构成、定性及整体性等问题的重新探讨。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克拉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从而对“人类学马克思”的理论效应和解释界域进行合理估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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