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安边长策是和亲,白草黄沙满地春——谈王昭君自请出塞…(民族学考研属于哪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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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边长策是和亲，白草黄沙满地春

——谈王昭君自请出塞和亲

○ 马冀

(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 西汉初年的白登之围的解除秘计是和亲之策的序幕。昭君出塞是由当时的汉、匈形势决定的，是汉和匈奴双方最高领导做出的明智决策，也是符合汉和匈奴双方人民利益的正确决策。自请出塞是昭君人生的伟大转折点，是昭君优秀性格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 王昭君； 和亲政策； 自请出塞

一、白登之围及西汉和亲政策的开端

(一)白登之围

西汉初年，匈奴铁骑经常深入侵掠到今河北、山西、陕西北部及内蒙古河套一带。匈奴贵族操纵的骑兵，所到之处，践踏庄稼，劫夺财产，杀掠吏民，强掳人口做奴隶，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动乱和痛苦。这不仅威胁着初建的西汉政权的封建统治，同时也破坏生产、文化，阻碍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因此，西汉王朝采取积极的防御手段以抗击匈奴的侵扰，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及汉朝统治阶级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然而，初建的西汉王朝，国力还很微弱，没有能力抗拒匈奴。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秋，驻守在马邑的韩王信因遭受汉高祖的猜疑而投降匈奴，引导匈奴军队南下越过句注山，攻下太原，抵达晋阳城下。七年(公元前200年)冬①，刘邦不堪匈奴的长期侵扰，决心彻底解决匈奴之乱，于是亲自率领32万大军出击匈奴。然而当时的北方天寒地冻，不习惯恶劣天气的汉兵有十分之二三冻坏了手脚，军心涣散。可见，战前刘邦对匈奴的实力明显估计不足。

临近接敌，刘邦也曾先后十几次派人侦探敌情，但冒顿单于隐蔽了勇猛善战的士兵，藏起了肥牛壮马，故意把老弱兵士和瘦弱牲畜暴露在外，因而汉朝得到的信息都说匈奴虚弱可击。刘邦又另派娄敬②前去探察军情。但未等娄敬带回可靠情报，刘邦就迫不及待地率兵越过了句注山，结果冒冒失失地撞入了匈奴的埋伏圈内。刘邦匆忙撤退，被冒顿单于数十万骑兵围困于平城的白登山达七天七夜，汉兵内外接应均被切断。刘邦这才亲身体验到了匈奴的强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又叫“平城之围”。

如何解围？刘邦和部下都束手无策，陈平献出“秘计”。《资治通鉴》说：“高帝用陈平秘计，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谓冒顿单于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主亦有神灵，单于察之！’冒顿与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乃解围之一角。会天大雾，汉使人往来，匈奴不觉。陈平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从解角直出。”陈平究竟采用了什么“秘计”？司马光认为，因“其失中国之体，故秘而不传”。③

《桓子新论》对这一“秘计”作了解释：汉高祖被围七天，陈平前去劝说匈奴阏氏，“汉有好丽美女，为道其貌天下无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单于，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好，爱则阏氏日益疏远，不如及其未到，令汉得脱去，去亦不持女来矣。阏氏妇女有妒媔之性，必憎恶而剚去之。”而据应劭说，陈平让画工画一美女，送给冒顿阏氏，并对她说，汉帝被围十分焦急，想把如此美女送给冒顿单于。阏氏怕汉女夺其宠爱，便劝说冒顿单于离开白登。④此外的说法还有刘敬让雕木之工“状佳人之美云云”。[1]总之，关于刘邦脱围的方法，历来争论颇多，各种记载也有差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陈平通过“走夫人路线”、宣称使用美人计，才使刘邦解围。这也为西汉日后的和亲之策奠定了基础。

(二)西汉和亲政策的开端

白登之围虽已解除，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却丝毫未解除。为此，刘邦向众臣询问计策。刘敬进言：“今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兵革。”当时以西汉的实力，武力对抗匈奴未必能够取得胜利，最好是采取权宜之计，保存实力，搞好双方关系，以和亲换取和平。他分析道：“陛下诚能以嫡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⑤刘邦认为刘敬的意见很符合当时形势，打算把长公主嫁给冒顿。但吕后舍不得亲生女儿，日夜对刘邦哭泣：“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刘邦只好从宗室中选了一个女子，赐号长公主，在高帝九年(公元前198年)派刘敬往匈奴结和亲之约。除以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外，汉朝还赠送给匈奴相当数量的金、絮、缯、酒、米、食物等。和亲之后，汉朝开放“关市”，准许汉匈两族人民沿边贸易。汉与匈奴结为兄弟，相约以北面“引弓”之区归匈奴管领，南面“冠带之室”由汉朝统治。这便是西汉与匈奴和亲的开始，至此，汉匈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此后终高帝之世，中经孝惠、吕后以至文帝、景帝，六七十年间，和亲成为汉朝对待匈奴的一项重要政策，其目的是以忍让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在西汉初期，和亲是在汉与匈奴双方力量对比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下，汉朝不得不委曲求全的一种退让政策。这种历史的积淀，在历代文化人的心目中，深深地打下了“和亲等于软弱和屈辱”的烙印。

刘敬首倡和亲之议，他天真地认为，刘邦把亲生的女儿嫁给冒顿单于，这样冒顿就成了刘邦的女婿，如果生下儿子，还有希望继任单于。难道有女婿、外孙敢于和岳父、外公打仗的吗？出于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去解决军事、外交问题的幻想，于是有了公元前198年第一次和亲。虽然不是刘邦的亲生女儿前往，但还是选送宗室之女封为公主前去和亲。此后每次和亲，汉朝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亲的条款大致可分为三项：第一，以公主嫁给单于为阏氏，赠给匈奴黄金，另每年赠送一定数量的絮、缯、酒、米、食物等物品；第二，汉朝开放“关市”，准许两族人民交易；第三，汉与匈奴结为兄弟，相约以长城为界，彼此分疆自守，互不侵犯。然而匈奴贵族的贪欲并没有因为获得公主、财物和开通关市而感到满足，汉朝虽然付出巨大的牺牲，仍不能获得北方的安宁和汉人生产、生活及生命财产的保障。当时的陇西、北地、上郡、云中、上谷、辽东等郡⑥还是经常遭受侵扰，大量汉人被杀被俘，单是云中、辽东，每年每郡被杀害和被掳去的人口即达一万余人。

事实证明，汉初的和亲，收到的效果并不明显，只是把汉朝人民劳动生产的财富，以和亲的方式，每年大量地送到匈奴奴隶主贵族的庭帐，使匈奴奴隶主贵族得以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助长了他们的贪欲，而匈奴人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利益，也无补于两族人民的友好。基于以上史实，可见汉初的和亲的确是一种消极的、屈辱的政策，是一种变相的纳贡。然而历史常常在惊人的相似中发生重大的变化，其实这些相似事件的本质和意义是各不相同的。昭君的和亲便与汉初的和亲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是匈强汉弱消极妥协的产物，而是两族和平友好向前发展的标志；也没有屈辱的色彩，而是民族团结和睦相处进一步加强的诗篇。

(三)历史上的和亲情况非常复杂，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和亲”，古代的本来意义是“和睦相亲”，并没有结为婚姻的含义。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而固与范氏和亲。”直到西汉之后，和亲才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意指各国或各民族政权王室之间的政治联姻。

在人类历史上，王室之间的通婚，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不光是门当户对，还为了王国与王国结成亲家，以增进相互间的信任与感情，形成利益、名分攸关的军事、政治联盟。欧洲各国的例子最多，也最为典型，几乎成为定制。

综观中国历史，和亲也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据史书记载，早在周襄王(公元前651-公元前619年在位)时期，襄王欲伐郑，故娶狄女为王后，与戎狄兵共伐郑。这是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和亲，而且是有一定效果的。此后汉唐直到明清，和亲之事，史不绝书。尽管这些和亲有的出于被迫，有的出于自觉，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总的来看，越到后来就越被统治者视为一种处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和策略，往往自觉地、有意识地运用这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种现象不断发生的原因，就在于大多数的和亲都会有一定效果：如形势不利时，可以暂时推迟战争的爆发，获得一定休养生息的机会，以便积蓄力量；如形势有利时，则不失时机地表示友好和笼络；甚至有的把和亲当作派遣“间谍”的掩护。和亲的成功与否，主要决定于双方的实力对比，以及双方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远见和共同努力，当然，前往和亲的女子个人表现也很重要。

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不论统治者实行和亲时的主观愿望如何(真诚友好或策略手段)，大多数和亲的结果都是加强了中央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和平交往关系，即使是暂时的停战，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的融合。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凡是主动要求和亲的，通常都表示着对中原王朝的一种向往和倾慕，实质上是对先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先进文化的趋同，这正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一种表现。而许多古代民族正是通过和亲等途径逐渐走上与汉族融合的道路的。这种客观效果，是不以双方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对这类事件，恩格斯曾说过：“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整个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这并不等于说一切和亲都应该肯定，一切战争都应该否定。正义的、反侵扰的战争，反民族压迫的战争，我们都应该肯定；屈辱的、妥协的和亲，以牺牲人民生命财产为代价或引狼入室的和亲，当然应该反对。

“和亲”未必皆屈辱，和亲者也未必都是政治婚姻的牺牲品。“和亲”是一种由上层统治者决定的政治婚姻，是利用两个国家或两个民族间的通婚关系，作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或策略(它与两国或两族人民群众的通婚有本质不同)。它是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否“屈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恩格斯曾说：对于剥削阶级的诸侯、王公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3]统治者决定和亲，一般不会考虑和亲者的意愿。但是，很多和亲者在共同生活中建立了感情，所谓“先结婚，后恋爱”的情况也不少。

对历史上众

多的和亲事件如何评价，历来就有不同的观点，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有的基本肯定，有的基本否定，还有的全盘否定，认为和亲是一种屈辱、妥协、“投降”、“卖国”的政策，而和亲女子都是这种政策的牺牲品。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候，应当把他们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观察。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亲虽然是一种政治婚姻，但是要看这种婚姻对社会的发展有无进步作用，对当时的人民有利还是有害。对每一桩和亲是否屈辱，还要看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如何，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当然也要考虑前往和亲的女子是否出于自愿等等。

中国历史上的和亲主要表现为中原王朝的帝王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君主以尚公主、降宗女、赐嫁妆的形式结为姻亲，当然也有少数民族君主之间结为姻亲的。这种政治联姻的背景十分复杂，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来看，和亲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方法，比起战争手段更有其积极的意义。

首先，有利于中原王朝休养生息，保护、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以西汉初期和亲为例，西汉刚建立时，匈奴正处于强盛时期，而“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无力对付强大的匈奴，如果硬碰硬拼，不但没有胜算，而且会危及初建的政权。于是和亲成了西汉统治者明智的选择，是当时安边的重要手段。首倡和亲之策的刘敬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和亲实为上策。与匈奴实行和亲“非惟解兵息民，亦欲渐而臣之”。⑦这种思想从刘邦开始，中经高后文帝，直到宣帝、元帝，“皆用此道”。综观汉匈和亲的历史不难发现，汉匈双方在求婚、报聘以及正式和亲中，始终强调这样一条原则：“愿寝兵休士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世世平乐。”“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⑧和亲基本上避免了大规模战争和对峙，达成了和平友好，缓和了民族矛盾，稳定了形势，有利于双方人民休养生息。

其次，用和亲的方式解决民族间的矛盾，有利于缓和民族关系，促进民族间的了解和交流，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和亲的方式就成为历史上各民族人民和统治者经过长期比较、选择而经常地、大量地采用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方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的战争关系所占时间很短，而和平交往时间很长的原因。

从总体上看，历代中原王朝的“和亲”政策呈现出上下承袭、连绵相续、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发展趋势。回顾自周至清的“和亲”，影响最大、成效最显著的是汉之王昭君和唐之文成公主和亲，汉唐也是和亲最频繁的两个朝代。此后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中央政权，他们所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和边疆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调整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因而他们都十分重视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吸取、承袭前代王朝的边疆、民族政策，其中王昭君、文成公主等和亲肯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直到清代，满、蒙世代通婚的“和亲”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政治制度，其效果也越来越明显。

第三，历史上的和亲往往不是孤立的一件事，伴随着和亲，双方都会有一系列的和平友好政策出台，例如停战息兵、解除“经济封锁”、开放官市民市、会盟通贡等，和亲往往成为两个民族或国家达成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友好关系的标志。从长远来看，这对改善民族关系、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交流、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我们在总体上、主流上强调和亲在客观上有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要充分认识和亲的历史局限性，认识和亲对大多数和亲公主个人幸福的漠视，也要认识一小部分和亲的确没有什么积极作用，还有的把和亲当成权宜之计甚至欺骗手段等。总之，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取决于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力量对比，和亲是民族政策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

二、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政策的演变

(一)汉武帝绝和亲

西汉初年对匈奴的妥协忍让为中原地区的发展赢得了时间。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建立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经济逐步发展，国力大盛，财库充实。《史记·平淮书》言：至武帝初年，都城及边邑的米仓尽满，府库的财物有余；京师之钱不可点校，太仓之粟年久积至腐烂而不可食；民间的马匹到处成群。经过平定“异姓诸王”的背叛，又经过文、景时期削藩和平定“同姓诸王”的“七国之乱”，中原地方割据势力和旧贵族及大商贾的实力都遭到极大的打击，中央集权已加强和巩固。从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看，抗击匈奴奴隶主侵扰的条件成熟了。而此时的匈奴自冒顿单于死后，已由发展的高峰走下坡路，势力开始减弱。在这种形势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上了政治舞台。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年轻气盛的皇帝早就对汉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十分不满，加以主战派大臣们的多次进言，在认真分析双方条件变化的基础上，武帝决定采取积极防御的战争政策以代替消极的和亲政策。这种方针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汉匈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其主观动机虽然是为了维护刘汉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客观上却维护了民族的利益，符合人民的愿望。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夏六月，汉武帝调集30万大军，准备在马邑伏击匈奴军。然而伏兵为匈奴单于所觉察，单于引兵远遁，汉军无功而返。马邑之役，实际上揭开了汉朝反击匈奴的序幕，自此汉与匈奴绝和亲。此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30年到公元前119年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即河南之战、河西之战以及漠北之战，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⑨

(二)河南之战

从公元前130年卫青等奉命率大军攻击匈奴起，至公元前127年汉军夺占河南地为止，习惯上通称“河南战役”。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经过了周密的部署之后，派李广、公孙敖、卫青等四位将军兵分四路从云中、雁门等地出击匈奴。但是其中两路在浩瀚的大漠中兜来转去，却没找到匈奴人的踪迹，名将李广一路则遭到伏击，损失惨重，李广本人也被俘虏，在被押解的途中诈死才得逃脱。只有卫青这一路取得了胜利，然而他没有去寻找匈奴主力决战，而是直奔空虚的龙城，俘获七百余人。这毕竟是首次取得深入匈奴腹地，奔袭单于老巢的胜利。

当时匈奴的军臣单于见后方被人偷袭，非常恼火，兵分三路，从雁门到辽西一线对汉朝展开全面的战略性进攻，并于公元前127年占领造阳等地九百余里。这块土地从战国时代被燕国夺取后第一次到匈奴手中。此前的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匈奴二万骑南侵，攻掠汉郡，杀辽西太守，掳二千余人。后在渔阳打伤大将韩安国，迫使汉军深沟高垒，坚壁不出。可以说，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开始时并不很顺利。匈奴虽然不及冒顿单于时强大，但这个骁勇的民族并不软弱可欺。

然而，匈奴此时碰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汉族帝王，而是具有雄韬伟略的一代明君汉武帝。在出击匈奴屡次失败的情况下，汉武帝在公元前127年作出一个英明的决策：放弃东部不予救援；命令李息率军北出代郡，吸引匈奴主力；而另派卫青率领主力部队从云中出发，西至高阙大规模攻略“河南地”，切断了右贤王与河套地区的联系。然后突然向南折回，沿黄河、贺兰山南下，赶走了隶属匈奴政权的楼烦王、白羊王，俘虏了数千牧民和一部分经常深入汉地的探子，另有牲畜百万余。卫青一直打到陇西才收兵。据称汉军“全兵甲兵而还”，几乎没损失一兵一卒。

汉朝人所谓的“河南地”，是指内蒙古境内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即以今鄂尔多斯市为中心的河套地区。这里是匈奴的发祥地，也是匈奴距离汉朝统治核心——关中最近的地区，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占领河套后，汉朝随即不惜代价地在此设立朔方郡，筑朔方城，从内地移民十万徙居朔方，充实边境。“河南战役”的胜利，是汉军避实就虚打法的成功战例，是汉朝的空前胜利。

公元前127年对匈奴人来说是一个噩耗不断的年份。战略要地“河南地”的失守、大片水草丰美畜牧基地的丢失、大量人员牲畜损亡，加上汉朝的经济封锁，使得匈奴经济大幅度衰退。匈奴的政治威望也随之降低，原先来自南、东、西、北各地各族的贡纳税赋，或减少或断绝。在军事、政治、经济交相困迫之下，这年冬季，冒顿单于的孙子——军臣单于死去。军臣单于之死标志匈奴政权从此由强盛时期进入了衰败时期。其后军臣单于之弟伊稚斜继承单于位，继续把东线作为进攻重点，右贤王也厉兵秣马，准备收复河套地区。

(三)漠南河西之战

从公元前126年至公元前121年，匈、汉战争主要发生在漠南以及河西地区，故称之为“漠南河西战役”。

公元前124年春，汉武帝以卫青为车骑将军，下置六位将军，统率十余万大军，出朔方、高阙、右北平，主动向右贤王发起进攻。此时的伊稚斜单于并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右贤王更是麻痹大意，“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昼伏夜出，行进六七百里，深夜将右贤王围了个水泄不通。慌乱中的右贤王只得连夜逃脱，身旁仅有其爱妾一人、几百个骑兵，数万精骑无人指挥，四散奔逃。汉兵追出几百里，未果而返。这一战汉军共俘获右贤王所属小王十余人，连同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牲畜以千百万计。

匈奴虽然多次受到打击，但仍时时骚扰汉疆。为此，公元前123年春二月，汉武帝再次派遣大将军卫青率领六将军，将兵十余万骑，再次出击匈奴。这次匈奴有了准备，汉军只取得一些小的收获，“斩首数千级”，回军休整。四月，汉军从定襄出击，北上百余里攻匈奴。匈奴伏兵数万静候。这是汉匈之间第一次硬碰硬的战役，结果是得失相当。这一年，汉军前后两次出定襄进攻匈奴，斩敌一万九千多，骠骑校尉霍去病俘虏匈奴相国、万户以下二千余人。但“汉亦亡两将军”，后右将军苏建仅以身脱，而翕侯赵信被俘后投降匈奴，汉军损失兵卒六千(一说三千)余人。

伊稚斜单于本意是想用武力把汉军打压回去，夺回河南地和河西牧场，守住漠南地区，但几次战役都颇受重创。究其原因，匈奴兵员、人口数额以及经济基础都不如中原强盛，加之战线过长、互不救援、麻痹大意等，在汉军的集中攻掠下损失惨重。从战略上看，不但丢失的牧场没能收回，漠南各地也没能保住。伊稚斜只得采用赵信之策，被迫退守漠北。汉军若继续进攻，必然深入大漠，届时匈奴则可以逸待劳、各个击破，此后，汉匈之间在蒙古高原的竞争进入相持状态。

经过两三年休整恢复的中原军队，于公元前121年春，再次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汉军的这次出击没有选择匈奴本部，而是又一次瞄向了孱弱的西部。汉武帝封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命令他统骑兵一万，出陇西向河西走廊出击。霍去病年轻气盛，进行了一次典型的釜底抽薪式无后方作战，全军不要后勤补给，完全因粮于敌。汉军经历匈奴五王辖区，转战六个日夜，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楼兰王、卢侯王；俘虏浑邪王子及其相国、都尉，斩首八千余；俘获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所有拒绝投降者一概诛杀。不过汉军损失很大，一万骑兵仅剩下三千人，无力再战，只好撤回。

同年夏，霍去病奉命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再出陇西，击匈奴右翼。汉武帝同时派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率领另一支汉军“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以此牵制匈奴左翼力量。这使得汉军主力霍去病所部得以长驱深入，全力攻略匈奴右翼，结果霍去病转战二千余里，俘虏五王，斩俘三万二千多。

霍去病的两次出击不仅大大削弱了匈奴右地，而且引发了匈奴内部的矛盾。浑邪王、休屠王害怕单于处罚，转向汉朝寻找出路。最后浑邪王杀死休屠王，并其所部，向汉朝投降。浑邪王的投降使匈奴右地尽撤藩篱，为日后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打下了基础。在浑邪王旧地，汉朝设置了武威、酒泉二郡，迁关东一带贫民和犯罪囚徒前往填实。

河西走廊是东西交通要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祁连山地区又是匈奴的天然牧场，其支脉焉支山紧扼丝绸之路要冲，不仅是优良的牧场，而且盛产一种汉人称为“红蓝”的菊科植物，是匈奴妇女制作胭脂的基本原料。汉武帝在河西战役后，在此设置郡县，广建牧马场，著名的大宛马、汗血宝马、火焰驹都被放在这里畜养。匈奴人则黯然神伤，其民歌中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四)漠北之战

为了将匈奴一举消灭，士气正旺的汉军决定乘胜追击，直捣匈奴单于庭。汉武帝拟定了一个详细的作战计划，汉匈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略决战就此展开，史称“漠北大决战”。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分别率领5万骑兵分两路从定襄、代郡出击。此次出击声势浩大，光战马和后勤运输的马匹就达到了24万匹，另有数十万步兵紧随其后。汉武帝对本次出击抱有很大希望，期待一举征服匈奴。匈奴则按照赵信的设计，把精兵布置在漠北，等待深入腹地的汉军。

卫青率主力北进千余里，刚渡过大沙漠，就碰到严阵以待的匈奴主力。久经沙场的卫青临危不惧，下令用武刚车(一种带有遮盖的兵车)自环为营，然后派5000骑兵去冲击敌营。伊稚斜单于也出动万骑迎战。霎时战场上号角齐鸣，箭矢乱飞，一片刀光剑影。汉军的运气出奇地好，战至黄昏，突然狂风骤起，砂石扑面，两军对面不能相见。卫青趁机派出大军从左右两翼迂回前进，把匈奴部队包围在了营阵之中。伊稚斜慌乱中只见不计其数的汉军不断涌上来，不敢恋战，于是率数百名亲兵趁黄昏之时从西北方向突围而去。两军激战到半夜，死伤相当。这时卫青才知单于已经突围，急忙派兵丢掉重装备，轻装追击。匈奴骑兵不见首领，军心大乱，四散奔逃。天明之后，卫青纵兵追杀二百余里，但单于终于逃脱。此次卫青出塞以来，共杀伤俘获匈奴一万九千多人。汉军推进至位于阗颜山的赵信城。⑩汉军在赵信城用匈奴积蓄的粮秣补充军需，焚烧其城及余粮后奏凯而还。

霍去病统率的东路5万骑兵，配备兵力最强，所选的都是剽悍勇猛的年轻骑士，其中还有一部分匈奴降将，熟知地形，惯于在沙漠行军作战。所以霍军很快北出代郡二千余里，在大漠上与左贤王的军队相遇。经过数次激战后，左贤王大败而逃，汉军斩首俘虏七万多人。俘获单于近臣章渠以及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相国、将军等83人，斩杀北车耆(匈奴王号)。霍去病封狼胥山，祭姑衍山，兵临瀚海而还。

漠北决战，歼敌九万余人，夺取了阴山南北的辽阔草原，汉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一百多年来匈奴骑兵肆虐边塞、严重威胁中原农业区域、汉军疲于防守的被动形势。阴山以南水草丰美，山中的优质木材是制造弓箭的上好原料；阴山以北则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和戈壁，根本无法放牧，必须远迁。“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基本解除了对汉朝的威胁。汉朝在夺得匈奴左地之后，扶植原来役属于匈奴奴隶主的乌桓族从今辽河上游南下，命令他们侦察匈奴动静，并设置“护乌桓校尉”一官，以监视他们，这样便切断了匈奴的左臂；同时，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并先后以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拆散了匈奴在西方的同盟，以切断匈奴的右臂。此外汉朝又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不断加强边防设施，把烽燧、亭障从酒泉伸展到玉门，又从敦煌伸展到盐泽。经过这一系列的军事、政治、边防和经济上的措施，匈奴奴隶主的威胁基本解除了。

汉武帝是一位大有作为的帝王，他在位的54年里，紧承“文景之治”的富国强势，大力推行“文治武功”，对内削藩，“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开疆拓土，远交近攻，宣扬国威。从马邑伏兵开始，前后将近四十年的汉匈战争，给了匈奴致命性的打击，虽然没有彻底消灭匈奴，但匈奴从此走上了衰亡之路，基本解除了长期困扰汉王朝的西北边患，大大拓展了中国北部、西部的疆土。所以，我们在谈到汉匈和亲政策的时候，必须充分肯定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巨大历史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事实上，若无汉武帝抗击匈奴，匈奴不可能迅速走向衰落，也不可能归顺汉王朝，更不可能有西汉后期民族和解新局面的到来。汉武帝除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与匈奴进行过一次和亲之外，直到他死近五十年间，再也不曾与匈奴和亲，而这期间匈奴向汉请求和亲的次数倒不少，可见，凶悍的匈奴族此时已疲于征战，实力大减，汉匈间的强弱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回顾汉初以来的汉匈关系，可以明显地看出：汉初的六七十年，匈奴强而汉朝弱，汉朝不得不忍让和亲；汉武帝以后汉朝强而匈奴弱，遂采取武力抗击；宣帝、元帝时匈奴势力日益衰落，匈奴遂反过来主动对汉要求和亲。这一变化过程，是以汉匈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变化为依据的。西汉对匈奴的战争，是一场维护先进的封建制、反对落后的奴隶制的进步战争；是一场反侵扰、保卫中原的正义战争；同时，通过这场战争，还解除了匈奴奴隶主对乌桓、丁零、西嗕、乌孙和西域各族人民的奴役和剥削(虽然这并非汉朝用兵的目的)，使他们脱离了匈奴落后的奴隶制的束缚，加强了与汉族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的接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汉武帝征讨匈奴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而对于汉朝来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是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故汉武帝晚年“颇悔征伐之事”，转而采取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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