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新中国成立前的郑成功研究_历史_传说_运动(民族学考研总分多少)
|==
摘 要：历史上的郑成功研究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晚清民国是郑成功研究的滥觞，浓烈的政治色彩和介入属性是该时期的主要特征。上世纪六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是郑成功研究的第二阶段，表现出极高的规划性和组织性，并最终将郑成功研究推向高峰。目前则处于郑成功研究的第三阶段，学界出现一种新的趋势，逐渐从历史研究转向叙事研究。
关键词：郑成功；学术史；大历史
自晚清迄今，郑成功研究已历一个多世纪，到了必须回顾、整理和总结的阶段。纵览郑成功研究的历史全景，涉猎范围极广，大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文学等尽皆包罗其中，主要议题亦呈多样化的趋势，最主要的有郑成功人物研究、明郑政权研究、郑氏家族研究、海洋史研究等等。本文旨在探寻清代以来郑成功相关人物研究的学术史，反思郑成功作为一个特定符号在历史研究中的浮沉。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郑成功研究
郑成功之死预示了明清易代的即将完成。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有清一代，论者寔寡，保存下来的主要是一些记述性的文字，基本可以归为前学术研究时代的史料文献。这并不难理解，于明，郑氏是受抚的海贼，来路不正；于清，成功是敢抗天威的逆臣，自取灭亡。清代郑成功研究的寂寞只是一种必然的政治下场。
直到近代，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甲午海战的屈辱性落败彻底唤醒了国人心中尘封已久的骄傲的海洋记忆。1902年留日学生创办的《浙江潮》发表的一篇署名匪石的文章《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便是这场记忆修复的弁章。[1]匪石是近代革命家陈世宜的笔名[2]，与一般学术论文不同的是，文中毫不避讳地宣泄着浓烈的革命热情。对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作者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吾国民负东方大陆之重担，又力不胜荷则弃之，弃之而不复顾，无复有一试负焉者”；同时为郑成功正名，以为郑成功不仅是故明王朝的孤忠遗臣，更是“吾中国之英雄也。”同年，柳亚子亦作《郑成功传》，为种族革命张本，以为“唯英雄能排异种以殖新地”，其时年止十六。[3]显然，作为郑成功研究的早期文本，《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和《郑成功传》并未能摆脱传统历史研究资治、载道的论述逻辑。
战争的失利在中国国内同时引发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维新人士认为，白话文是开通民智的利器，普及白话文就可以普及教育，普及教育就可以开通民智，开通民智就可以富国强兵，富国强兵才能打胜仗。遵循这一逻辑，晚清白话文运动作为维新思潮的一部分进入了近代史的议程。刘师培化名光汉在《中国白话报》发表的《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1904）可视为海洋记忆和晚清白话文运动之间相互激荡、因缘际会的产物。[4]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早期郑成功研究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渊源。不过，细按文本，刘师培所要达致的目标显然并不局限于开通民智。随着晚清革命的蓬勃发展，郑成功又成为鼓吹排满思想、宣传民主革命的思想资源。戊戌变法虽以失败告终，晚清白话文运动却作为余脉在晚清革命中承担起更为吃重的戏份。
历史上的郑成功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深刻地介入当时敏感的政治议题。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早期的郑成功研究在学术性上是偏弱的，造成了相对肤浅、功利的弊病。直到1920年连横《台湾通史》的问世才展露出相当的学术实力，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至此才算是郑成功研究的真正开端。[5]书中涉及郑成功部分主要集中在卷二“建国纪”和卷二十九“列传一”，其间记载信实，文字典雅，当今学界仍奉为珍贵的参考资料。大概在同一时期，由顾颉刚主倡的古史辨运动正如日中天，其关注点并未自划于古史，且将及于民俗传说。作为一名极具分量的历史人物，郑成功相关文献记载似乎略显不足，至少是不堪匹配的。《明史》竟未为之立传，由此可见一斑。可是，郑成功又倍受闽台地区人民的爱戴，因而造成郑成功传说特多的情况，颇为耐人寻味。参与这次运动的谢云声（1933）就说：
郑成功的历史故事，固然是多的了。一般人以为大半是属于正史的，殊不知他的不可为据的故事传说，啧啧地流传民间，较多于正史，不知有几倍？我们且不必说郑成功的历史故事，在民间流行于人人的口头，那些已刊行的书本上，也早已记载若干了。[6]
故此，郑成功传说不失为绝佳的研讨对象。胡适作为古史辨的启发者、支持者和参与者就特别鼓励郑成功传说研究，并对杨云萍考证郑成功焚儒服传说表示浓厚的兴趣，称赞其“考定这个传说只有郑亦邹的一个来源，证据很充足：考定梨洲遗著中《郑成功传》不是梨洲的著作，又考证谢国桢的错误，都很好”，“指出郑成功在遁入海之前已统过兵，并非‘未尝一日与兵枋’，是很有力的反证”。[7]尽管此作是在古史辨运动之后，却不妨视为古史辨的余荫。
古史辨运动注重历史文本的分析与解构，尤其留意于历史与传说之间的复杂关系。梁麟《广阳杂记中之郑成功事迹》（1928）通过比对《台湾外记》《行朝录》《台湾纪略》等历史文本，指出《广阳杂记》中所包含的传说成分。[8]可见，不特史所不载的口头传说，就是传世的明郑史料也已混入许多传说成分，以之为凭不得不先经过一番认真检讨。翌年，苏警予、谢云声在同一份刊物上发表了《郑成功遗迹略述》（1929），较早尝试结合实地考察验证郑成功相关历史记载。[9]其意虽美，只是篇幅短小，其效不彰。对此，伍远资有意识地“用民俗学的眼光”蒐集郑成功传说，部勒《郑成功传说》（1932）一书，“存其真相，来估量一时代的伟人，在那时代的地位，和传说的由来，研究其和史料的关系”。[10]此是郑成功民俗学研究的初成。书中共蒐集郑成功民间传说四十四则，基本覆盖了郑成功的一生。
至于古史辨一派的干将朱希祖更代表了当时郑成功研究的最高水平。《郑延平王受明封爵考》（1932）考订郑成功五项封爵（忠孝伯、威远侯、漳国公、延平王和潮王），博采群籍，参互比较，尤见考据之功。[11]《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1931）第一时间为“二百数十年来人所未睹”的《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作序、命名，详细介绍了杨英记载明郑财政、军事和建置等方面的贡献，肯定其价值，辨正其失误。[12]可惜的是，序中朱希祖曾断言：“其后得康熙时闽人江日昇《台湾外记》，时地皆与郑氏相接，虽亲切而多可信，然为小说体，终不免有铺张之虑。”[13]后人不注意“虽亲切而多可信”的主要评价，只取“小说体”之偏，造成日后江日昇《台湾外记》史学价值的“污名化”。[14]
晚清民国是郑成功研究的第一阶段，浓烈的政治色彩和介入属性是这时期的主要特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国人对郑成功的关注往往是当时更宏大的时代议题的延伸，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虽然在专业性和学术性上略显不足，但是也必须承认，若非时代议题之激荡，也很难这么早引起国人的关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