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清代西南边疆儒家文化认同及其表征_儒学_子弟_国家(民族学考研属于哪一类)
|==
清代西南边疆儒家文化认同及其表征
200余年间，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大力实施儒学建构，不仅使得边疆民族地区的土
司土民向化儒学，“土司权威”向“绅士权威”转换，西南边疆的社会结构因此改变，还使得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习俗信仰及祭祀祀祠逐渐濡化嬗变，形成了儒家主流政治文化认同和王朝国家的正统性观念，在根基性的文化及信仰层面建构起与内地一致的精神统一体，铸就了西南边疆与祖国内地持久的、稳定的、多民族的大一统文化格局。
(一)西南边疆土司对儒学的向化
自明朝开始重视对土司及其继承人的教育后，从史籍可以看出，洪武二十年(1387)后，西南土司子弟入国子学的数量大增。[3]卷162，202为褒奖土司的向学，朝廷还为土司子弟提供许多优待，赐国子监读书贵州土官子弟程延等“夏布、袭衣、靴袜”，赐国子监云南、建昌土官子弟僧保等54人“夏衣各一袭”。[3]卷203，208洪武时期，西南土司子弟入监的主要方式是提出请求并得到皇帝恩准，洪武后，土司子弟入监纳入国家整体部署，实行选贡及考贡，但其还是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其他优惠途径进入国子学并受到优待。弘治十六年(1503)，朝廷规定土司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土司子弟为了承袭土司职务，增加在土民心中的威望,增强统治能力，开始更加主动赴各级儒学读书习礼。同时,土司地区也开科取土,对土人入学采取鼓励和奖励政策。因此，一些土司开始积极向化儒学。明初贵州宣慰使夫人奢香不仅自己倾心向化儒家文化，还在水西设置贵州宣慰司学，使水西地区彝族接受儒学熏陶参加科考。
清朝初期，顺、康两朝以招抚和笼络少数民族上层为主，对土司子弟的教育也相当重视并给予优渥待遇。随着清朝对全国统治局势日趋稳定，雍正皇帝对于西南边疆土司与土司之间、土司与汉人之间、土司与土民之间、土司与朝廷之间的种种问题进行进一步整顿与解决，开展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如前文所述，改流后土司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成了主要矛盾，其主要表现形式便是代表土司余威的土目群体与代表朝廷的流官群体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朝廷通过系列改革措施，一步步削弱土目所依仗的土司权威。土目群体自然不想失去曾经拥有的特权，还想让这种权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正当化，合法化。改土归流后，府州县儒学和科举考试制度随之在土司地区推行，于是土目群体开始谋求身份的转变，通过积极参加府州县儒学和科举考试，重新与中央王朝建立新的联系。
可以看出，在明朝及清朝初期，土司领导层为了承袭职务而必须到各级儒学读书习礼。清朝改土归流后，为继续保持曾经的特权，土司及土目群体不得不通过参加府州县儒学和科举考试来转变自己的身份，让“绅士权威”替代“土司权威”。除了这些客观因素促进土司土目对儒学的向化外，一些土司如贵州宣慰使夫人奢香、云南丽江木氏土司等自身也爱好儒学，一些土司如贵州黎平府土司龙绍俭等还主动请奏参加科举。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学及科举产生的士绅人士在西南边疆基层社会不断增多，而土司时期的土目阶层则逐渐消失。士绅群体利用儒学“国家话语”和科举功名来表达他们的身份，重新谋求和建立自己在王朝官方序列中的身份认同及在边疆基层社会中的权威，此权威乃由国家赋予，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和国家的意志，自然也传播国家的意识形态。综上述种种因素，自明朝以来，土司地区领导层出于各种不同原因和目的都在向化儒学，这为改土归流后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实施儒学教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土民向化儒学树立了效仿的榜样。
(二)西南边疆儒家文化认同的体现
如上文所述，有清一朝，西南边疆四省共有书院1209所，占全国书院的21%；府州县儒学404所，占全国总数的22%；有府州县儒学各类生员131651人，占全国总生员人数的18%；举人22464人，占全国的15%；进士2664人，占全国的10%。如果以各类生员为下层绅士，举人和进士为上层绅士，经过200多年的儒学建构与儒学教化，清政府已然在西南边疆培养出了一批绅士阶层，改变了西南边疆的社会结构。
在这一批绅士当中，产生了诸如莫友芝、王崧、高奣映等少数民族大儒名士。莫友芝(1811-1871)(25)精通汉宋两学，在文学史、艺术史及学术史等诸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清史稿·文苑传》誉之为“西南大师”。其与郑珍合撰的《遵义府志》受到各界高度评价，“时论以配《水经注》《华阳国志》”[19]434，梁启超盛赞其为“府志中第一”，[20]367莫郑也因此并称“西南硕儒”。王崧(1752-1838)(26)乾隆五十三年(1789)乡试第三名，嘉庆四年(1799)中进士第六名，主讲于山西晋阳书院。其著作《说纬》六卷有关经义部分，被阮元采集收入《皇清经解》中，王崧被后世学人尊为“经学巨擘”。《清史稿·儒林传》为其列传，评之以“学问淹通”。高奣映(1647-1707)是云南姚安的一位白族学者，出生于土官世家。康熙二年(1663)袭父亲职位，任姚安府土同知。但其志不在政，后将土司世职袭于子高映厚，自己则潜心治学，“先儒学说、诗古文辞、佛藏内典皆窥其底蕴而各有心得”。(27)高奣映最杰出的贡献是在哲学思想方面，著有《太极明辩》三卷、《理学西铭补述》等哲学著作。《姚安县志》载:“清季北平名流有谓,清初诸儒应以顾、黄、王、颜、高五氏并列。”③
然而绅士阶层中人数最多的还是各类生员即下层绅士，全国的绅士结构比例亦是如此。下层绅士虽然权势有限，但人数以及直接管理的区域却远远大于上层绅士。值得再次强调的是，清代云南的生员人数占全省人口的比例居全国之首，贵州全国第二，广西全国第四。西南边疆的下层绅士是一个庞大的阶层，其具有的特定社会地位对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绅士热衷参与的各项社会活动中，其中“维护儒学道统”，包括兴办及修缮学校、祠庙，刊行书籍，维持和弘扬名教等排名第三，前两项活动为“领导团练”及“设善堂施舍、赈济”。(28)绅士阶层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及其参加的维护儒学道统的社会活动，对家族、村庄及整个地区向化儒学的风气都有积极的促进和提升，加之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流官在乡村推行的乡约和义学教化，褒扬忠孝、旌表节义、增设名宦乡贤祠等象征王朝国家意识形态及“大一统”思想的政治文化元素不断深入民间，西南边疆各民族经过长期的文化融合，逐渐改变了原有的民族心理习惯、文化心态，儒家文化及其大一统思想在其心理中逐渐处于优势地位，并在其社会风气、婚丧礼俗中体现出来。
其中，一个重要表现便是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逐渐自愿或不自愿地改变自己的族属身份，原土司阶层及当地的大姓家族更是通过编修家谱或族谱，追溯祖先至某一代时开始采用汉姓及汉名。湖南靖州直隶州少数民族“以苗号为耻”，贵阳府的本地苗民如被称呼为“苗”，则“必动色，反唇以为诟厉”。同时，西南边疆开始排斥自身的风俗习惯，乾隆时期贵阳府的各少数民族“讳其旧俗，以为耻”。(29)这种现象在黔西北地区的彝族中也很普遍，许多彝人在采用汉姓的同时也并不放弃自己的彝名，但也有彻底放弃本民族名字，全方位接受汉姓、族谱、祠堂，接受儒家礼仪，积极读书应举走向绅士化。[21]375-388在这个过程中，彝族的家支制度逐渐衰落，宗族制度日渐兴盛，大家族都建有自己的祠堂，编修自己的族谱，人少且无经济实力者多仿照汉族在住房堂屋设“天地君亲师”位,信仰与祀祠逐渐与中原地区接轨。当然，这个接轨也并不排斥他们保留自己的本土信仰和本土文化。因此，在清代西南少数民族的婚丧礼俗、仪式节庆中总是充满着儒家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结合的画面。
彝族的婚礼在清代发生了重大变化。清代以前，彝族男子婚娶时，新郎不会亲自到女家迎亲，接亲队伍由家族中代表组成，并且在接亲的过程中时常伴有“抢亲”等习俗。清代《黔南识略》却载：毕节县的猓猡“婚姻惟论门户，不求财。礼娶之日，无论富贵贫贱，婿必亲至女家行亲迎礼。”(30)《滇黔土司婚礼记》中有大量笔墨描写新郎亲迎奠雁的过程，文中更是体现其婚礼过程及所采用的礼仪大体上与《周礼》《仪礼》《朱子家礼》等婚礼过程相同。在婚礼过程中，既杂行汉礼，又兼用苗乐，充分体现彝族婚礼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与整合。(31)
有清一代，清政府在西南边疆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大力推行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和教化为本的治理原则，实施国家教化，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最终形成了对儒家主流政治文化的认同，对清朝王朝国家的正统性观念，实现了西南边疆的统一和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南边疆社会文化的完全“标准化”、同质化，只是在边疆文化权力体系中，儒家文化和“大一统”思想总是处于优势地位。清朝在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宏伟过程中，能够因地制宜地为边疆和地方预留一定的自我表达空间，不仅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大一统”政治思想的推行与渗透，还有力地促进了边疆和地方新秩序的稳定，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主流文化和王朝国家的认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