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生态民族学在研究人类文化与生态关系问题方面,可以…(民族生态学是什么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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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民族学研究方法的探索

生态民族学在研究人类文化与生态关系问题方面，可以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座桥梁。生态民族学积极借用自然科学的资料与结论，参考其他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使生态民族学在坚持超大尺度、长周期的观察中，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整合起来，

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找到可以兼容的方法，纵观我国生态民族学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历时性”与“共时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终端验证法、田野日志与学者跟踪法。

其一，“历时性”与“共时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基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宋蜀华先生提出了“纵横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即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历时性研究主要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起源与发展变迁进行考察；共时性研究则是对当下不同民族及其文化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

此前形成于西方学界的主位客位研究、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等研究方法，大多源于对“他者”文化的研究，而对“他者”的研究又大多聚焦在西方视野中原始、简单甚至无文字记载的非西方社会。此类研究方法的弊端在于往往只注重横向的比较研究而忽视历时性的纵向探索，虽然这些方法皆可运用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但因缺乏历史作为支撑而显得单薄片面， 无法完全满足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需要。因此，纵向分析对于民族学的研究至关重要，不了解过去则不能正确地认识现在，不认识现在就无法正确地预测未来。 [33]

民族学研究的纵横观, 即对研究对象进行纵向与横向、时间与空间的系统分析，或者说现状与历史相结合的观点和方法。它是基于中国民族的实际状况提出来的, 因而, 可以说具有本土化的倾向。 [34]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有三个特点：首先，中华民族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且关系错综复杂，但中华民族在构成上则是多元一体的格局，多民族共存以及多文化互动的局面延续至今，不同民族早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起密切关系。中国的民族学研究需重视对各民族关系的历史的规律性探索，虽然部分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但在历史上由于长期的族群往来，有文字的相邻民族也会对他们多有记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与民族志资料对民族学者们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呈现出多结构状态，遗留下来的问题也较多，在对不同民族的特点与问题进行研究时如果只注重比较分析而忽视历史探索，那么研究只能停留在表面。最后，我国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与多元文化交互作用，人们生活于不同的生态环境，在对地理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 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其居住地区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在研究一个民族经济文化传统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需要研究其生态环境。文化传统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协调是通过长年累月所形成，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此进行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研究非常必要。 [35]

纵横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有极强的应用性，20 世纪50 年代以来，民族学家们一直在践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民族识别的纵横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纵横研究、民族传统文化的纵横研究。 [36]在民族学者们今后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工作中，对该方法的熟练运用也将为其研究带来不小的助益。

其二，跨学科的终端验证方法。该方法是吉首大学罗康隆、杨庭硕提出的生态民族学研究方法。 [37]其认为人类面对的生态资源存在形态与形态转变极为复杂， 而人类社会所面对的生态问题潜伏期长、涉及面广，因果关系错综复杂，要将人类如此复杂的生态资源纳入规范的实验室去进行实测几乎不可能。这就致使生态民族学在探讨各民族生态行为及其后果时， 必然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制约， 还需要应对多重因果关系并存所造成的干扰，故而生态民族学研究方法就必须满足跨文化、跨学科分析的需要。这一套专门的研究方法便被称为“终端验证法”。

“终端验证法” 的基本含义是资料收集与分析的过程分别按不同学科的研究程序和规范去实施，结论的验证则取准于可以反复验证的各学科公认事实。 [38]具体到人类的生态行为，它必须以生态学明确界定的原生态的生态系统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参比依据。对特定民族的生态行为及其后果的分析，则主要承袭文化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办法。按选定的指标收集该生态系统内相关民族的个人生态行为数据，借以从中归纳出相关民族的生态行为特点。然后，将这些特点与该民族生境中的相应生态特点相互验证，推测出该民族的生态行为与生态后果的关系。

这样的研究方法可分别按本学科的传统研究手段与方法对文化与生态的关系问题展开研究，在研究过程中不必顾忌两个学科之间的概念兼容和沟通，不用打乱各学科的理论体系。从文化入手探讨人类的生态行为及其后果，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跨文化的互动分析， 全面审视人类的生态行为，又必须建立客观统一的评估标准。采用“终端验证法”可以妥善解决这一难题。当代生态学可以对生态系统的蜕变作出定量的说明，因此，以原生态的生态系统为验证依据，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生态行为评估标准的统一，同时绕开了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困扰，使文化本身的评估与该种文化生态行为的评估分流，对文化自身的评估可以继续坚持文化相对主义原则，对特定文化的生态行为进行评估，进而对并存多元文化的综合生态行为进行评估。

文化规约下的人类社会既需要与周围的自然生态系统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同时还需要与其他民族文化保持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39]文化适应的对象应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样文化不仅有生物性适应的一面，还有社会性适应的一面。民族文化对所处生态系统的适应，许多学者已经做了系统的探讨，[40]而“终端验证法”提出的初衷是为了开展社会性适应分析。通过“终端验证法”可得出两种不同的直接后果，于是就可以使民族生境与所处自然环境的偏离获得准确的说明。民族生境与所处生态系统相互兼容的部分可以理解为该种文化生物性适应的后果，而不相兼容的部分则可以视为社会性适应的后果。长期不可捉摸的社会性适应其派生后果可以直接纳入观察视野之下。这样的研究结果与原生态的生态系统相对照，使我们对各民族生态行为及后果的分析获得生态学意义上的验证。“终端验证法”原则上兼容了生态民族学的“生态环境”—“历史过程”—“族群关系” 的分析模式。将生态民族学的研究办法纳入生物性适应和社会性适应的框架内去加以分析，可实现对生态与文化耦合互动的整合分析。

其三，田野日志与学者跟踪的方法。该方法是吉首大学生态民族学团队收集生态民族学资料的创新性方法。人类学田野调查是文化认识活动的重要手段，自马林诺夫斯基创立“参与观察法”以来，人类学学者纷纷走向田野，希望能通过一年半载了解被调查点的文化， 事实上只是了解文化事实，短期内不可能了解文化。吉首大学团队在对文化定义进行再定义的基础上，[41]开创了“乡村日志＋学者追踪”田野资料收集方法，以克服学者掌握民族志书写话语权的弊病，弥补学者在参与观察时间上的不足，最大限度地再现文化的真实场景，有助于学者了解文化。

罗康隆为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在贵州清水江流域林区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田野调查，经过深入研究，发现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业这一生计活动的八大特征后，认为在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理论上无论是传播主义，还是经典进化理论，无论是功能主义，还是结构主义，无论是社会学派，还是历史特殊论，抑或斯图尔德倡导的文化生态学理论都难以找到可以直接对位的解释框架。在田野调查资料的获取上，不论是主位观与客位观的结合，还是整体观与文化相对主义的分析，即使是以“语义分析”与“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深描”，都难以对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业的生计活动展开实质性的研究。

罗康隆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吉首大学工作后，开始摸索生态民族学资料的收集方法。他认为一项真正成功的田野调查并不仅仅取决于在田野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田野调查的任务、调查规模以及调查者对调查社区的熟悉程度。如果人类学调查需要对该社区进行全面整体的认知，其调查时间仅一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个社区所有文化事实的呈现，有的并不是以一年为周期。前面讨论的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业这一牵涉面广、多民族交织在一起的生计活动，就不是以一年为周期展开，而是以18年或更长时间为周期。因此，要对林业生产进行调查，靠一年的观察时间是不够的。像这样的长周期活动，其他民族都有。因此，要观察到这样的文化事实，在所调查的一年当中能否遇上就要凭机遇。如果对所要调查的社区比较陌生，对其历史与现状没有任何知识储备， 尤其对其所使用的语言一无所知，调查就难以奏效。要对这样的社区展开田野调查， 去认知其整体文化事实并揭示其文化的话，要学习当地语言，理解当地语言，能够用当地语言进行调查和思考问题，这是一个长时间学习与理解的过程，靠几个月时间去掌握一种语言或许只是一种神话。那种说是掌握了该语言去展开田野调查恐怕是在自欺欺人罢了。为了克服这些困境与盲点，他提出了“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方法。

该方法的基本要点在于聘请田野点的老乡把村落每天发生的事记录下来，民族学者利用假期再到田野里去， 根据乡民所记载的事情进行跟踪调查，询问所记录情况的真实性。有了乡村日记后，每年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到村落开展田野调查时就可以“按图索骥”。在田野这个“互动实验室”里能够以文化持有者的视角对文化事实进行研究，发现其特有的历史经验而谋略出建构文化的策略。进入田野的学者则可以跟踪这一特定的“建构历程”，并以特定民族的文化逻辑为起点，确立起田野“互动实验室”的解释框架，从而在田野“互动实验室”去了解对方的文化事实体系。

结 语

纵观中国生态民族学在理论与方法领域的探索，尽管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处于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还有漫长道路需要走。在认识论上, 我国的生态民族学如何超越西方现代主义自然与文化、身与心、行与思分割的问题。在具体理论上, 需要思考我国的生态民族学研究摄取田野实践论等当代民族学思潮的养分, 将结构分析、 能动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 使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相并置,将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相对接，在探讨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场域中综合考虑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民族生境）构成的整体系统等一系列问题。在方法论上, 如何能够把自然生态演化与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 把传统的参与观察、田野访谈、乡民日记与学者跟踪、质性民族志与阐释性方法与现代信息技术、全球定位系统、卫星图像、遥感技术、数理统计与定量分析方法相融合, 以多现场与多行动者、互为主体性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等，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但我们坚信只要立足于中国实际，从中国的治学传统出发，以博大的胸怀广泛吸收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与时俱进，就能够破解上述问题， 也就能够建构出中国生态民族学的学术体系，形成中国生态民族学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生态民族学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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