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考研费孝通先生期待乡村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而如今的乡村…(费孝通民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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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乡村文献建设的可能与路径

城市化的加剧和人类文献载体朝电子化大规模迁移[14] 令乡村文献越发稀薄，乡村文献边缘化地位越发明显。“市场力量驱动与交通便利条件之下迁徙速度的加快，也使得以故园乡土为生存依托、以聚族而居为生活形态的家族与村落文化面临的挑战愈来愈严峻。”[15] 那么，今天乡村社会文献体系如何重建，并以此为基础，激活整个乡村文化网络呢？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曾“再论文字下乡”，提及“文字下乡”的条件：

在本文所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 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16]

费孝通先生期待乡村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而如今的乡村社会虽则在观念上因袭传统，但在形式上确实因城市化趋势而发生变化，那么“文字下乡”或当重提。就今天的乡村而言，无论纸本文献还是物质性文献，都有一定程度延续，但断裂性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族谱的纂修在许多地方已经日渐露出颓势乃至终止，以往保存的族谱随着新农村建设和旧房改造，逐步被村民抛弃，族谱被运送往城市古玩市场及图书馆。而随着新型娱乐形式如抖音等视频软件的兴起，传统戏曲也不再成为村民热衷的表演方式，祠堂、戏台、牌坊等公共性活动场所的文献意味也大为减少。如此一来，尽管新农村建设日益完善，乡村建筑面貌一新，但承载乡村生活与记忆的文献载体却隐没不彰。许多村庄仅剩一些手绘宣传画和标语，孤零零印在墙体上。这些标语与口号和传统乡规民约不同，它们无法长期保存，成为村庄记忆的一部分。如此一来，在乡村社会内部，缺乏文献的运动与激活。这就对乡村文化造成一些不利影响：一方面，乡村的文化人无用武之地，无法通过纂修族谱等激活传统人际网络，从而使整个乡村社会结构愈发稳定；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的其他人也将仅从经济生活考虑人际关系，缺乏文献带来的家族感召与道德制约。如此一来，可能导致乡村风气发生变化，如赌博等不良习气日益滋长。在这种乡村文献的危急时刻，我们需要呼唤文献复兴运动。

当然，许多人对此可能不以为然，毕竟，不少农村都建立了农家书屋[17]，或多或少都有城市捐赠的书籍，多则数万册，少则数千数百册。无须否认，农家书屋已成为当代农村纸本文献保存最多的场所，可以为村民提供必要的阅读环境。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场所并非基于农村社会自发形成的，而是直接从城市移植而来，是城市图书馆“嫁接”到农村的产物。农家书屋尽管标榜“农家”二字，但本质却是地地道道的城市文献载体。无论从书屋的建制、图书选择、借阅规章制度等方面看，农家书屋都是城市文化体系的产物，与乡村图书及知识需求存在扞格。据笔者了解，在大部分地区，农家书屋的阅读情况并不容乐观。这种情况主要源于农家书屋的文献是根据城市图书馆涉及，而图书馆的阅读者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对乡村家庭而言，这种阅读并非生活的必需，不去读这些书丝毫不影响乡村生活。此外，农家书屋的设置与传统乡村社会的族谱很不一样，族谱存放于祠堂某一家庭保管，间接成为家族性的文献景观。在每年清明或六月六日晒书，或家族有人去世时，族中人可以申请翻阅族谱，族谱在此发挥相当功能，其记载人物生卒年，有利于丧葬时各种活动。其定期编纂和翻阅，有利于凝聚家族关系。早期族谱记载家

族产业，在自建房买卖中，必须引用族谱进行确权。另外，族谱30年一修，须统计新生儿童、家庭婚丧情况等。凡此，使得族谱成为内嵌于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文献，不断“反哺”乡村文化网络。也正因如此，族谱诞生于乡村的宗族社会中，也在乡村社会中不断被激活，在30年一重修后，族谱也不断获得新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农家书屋并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无法渗透到村民日常生活世界中。

农家书屋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保持相对的活跃度，应该内嵌于乡村社会，成为乡村文献的保存和利用场所。譬如可以将一个村庄各个家族的族谱进行复制保存，供村内外人浏览。如此一来，村民方有亲切之感。此外，村庄婚丧嫁娶的相关物质性文献也应该储存到农家书屋中，成为村民生活和记忆的留存场所。换句话说，农家书屋应当是乡村自身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是乡土社会自发形成的文献的保管和利用场所，而不应当是城市图书馆的山寨版。此外，乡土中国的文献景观，也不能局限于农家书屋，还应有意建设乡村的当代文献景观。由于宗族社会的逐步瓦解，族谱纂修仅仅是少数家庭的事业，因此，从政府政策角度，对此加以引导即可。乡村基层政府值得从事的，应当是基于村庄历史普遍纂修地方志。从明清时期开始，江苏、浙江等文化发达地区的地方志纂修已经不止步于省志、府志、县志，而是拓展到更小的行政单位，进入镇志、村庄志的编撰。如此一来，更小的地方的人也能有地方认同感，形成小范围的历史文化认同。在今天的情况下，家族多半无法在村庄成为主导性力量，于是村志完全可以取代族谱，形成公共性文献活动。村庄纂修村志，组织村志纂修委员会，可以整合村中识文断字的文化人，推动对村庄历史和当代文献、遗迹的考察，并对当下村庄基本情况的调查。同时，村志的编纂也能与其他地方志联动，与出版业互动。各个地方的村志如果全面修撰，可以繁荣出版业，还可以带动地方文化事业繁荣。同时，完善而精确的村庄志，也给基层政府在从事其他政府工作时，带来许多便利，如相关材料可应用于人口普查、经济调查等。在此，通过一本本村志，村民得以进入地方历史，进而有可能进入更高一层的县志，既可激励村民的行为自觉，又可以促进地方文献联动。由村志出发，村志与族谱互动，可见家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而经由村志与县志、府志、省志联动，乡村的文献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层级性的文献关联，正可以促进中华文化进一步完善大一统社会的文献结构和机制建设。换言之，村志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文献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其他物质性文献载体，也须政府有意推动。对村庄地名、渊源的梳理，应该勒石为碑，立于村口，既方便村民了解村庄历史，培育村庄自豪感，也方便外地游客了解村庄。自然，对当代社会而言，对封建社会的贞节牌坊应当唾弃，但其内部的道德感应运作机理，则不妨为今人借鉴。对村庄的能人、好人，应该立碑纪念，永久性予以表彰，如此，可以鼓舞乡村风气，使“贪夫廉，懦夫有立志”，重新激扬乡村风气，形成向善向美的新风气。石刻的坚硬材质使其能在很长时间对抗时间的冲刷，而碑刻风潮的建立，有助于重新唤醒村民对这一文献的敬重之意。此外，应该鼓励民间社会和私人参与到村庄文献建设中。传统社会中的乡村藏书楼，主要是科考有功名者返乡之后建造的。他们将书籍带回村庄，从而造福一方。今天，中国社会城市化仍在加速，但从城市回流农村的人口趋势也日趋增多。这种背景下，如何利用回流群体，将他们带来的城市文献落地乡村，成为乡村文献景观一部分，值得思考。一些重要的民间藏书楼已经颇具规模，如湖南常德市石门县易家渡镇几个家族联合建立的逸迩阁书院，所藏书籍已超过30万册，成为民间第一大藏书楼[18]。由此看来，先富者返回乡村，推动书籍回流乡村，让文化融入乡村社会，有章可循，也值得政府鼓励。即是说，政府应当鼓励民众在乡村修建私人图书馆，开展公共教育。对村民在村庄自行修建物质性建筑如祠堂等，也应当予以配套政策支持，以便营造意蕴丰富的乡村文献空间。这种文献空间的确立，不仅意味着乡土文献的历史性挖掘[19]，也意味着文献在当代重新焕发活力。如此一来，有望形成官方、半官方和民间方面的立体文献体系。文化具有内聚力，一个个普遍具有文献体系内涵的村落，将更好地凝聚乡土社会的人心，推动新农村建设。

总而言之，内嵌于乡村社会的乡村立体文献体系的建成，可以不断被激活，不断形成内驱力，从而实现文献自新与再造。如村志可规定五年一修，物质性的戏台、公共场所也不断维护。这样一来，乡村文献获得新的活力，而其动力既源自乡村社会，又造福乡村社会。事实上，这正是更为宏大的重建乡土景观谱系的一部分[20]。诚如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所言：“我们看到的乡土景观的形象是普通的人的形象：艰苦、渴望、互让互爱。只有体现这些品质的景观，才是真正的美的景观。”[21] 乡村文献体现一旦建成，则大多数乡村的景观将不再是无名的、无人问津的，而被纳入人文谱系，成为乡村历史记忆与人文旅游资源的一部分。

通过文献不断激活乡土社会，不断凝聚乡土人心，使得乡土社会有望在血缘关系淡薄之后，重新得到整合，从而增强乡土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当然，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推进村民自治，推动村庄内部经济、文化和生活更加紧密地联系，才是增进村庄内聚的主要途径。然而“文章自可观风色”，文献是村庄文化的重要表征，是村庄历史文化和村庄记忆的载体，故推动乡土文献体系建设，对乡土中国的延续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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